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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藩旧居(花塘官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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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帝师朱益藩

 
    莲花县城往西南二公里处,乃为花塘村,村东有一被当地人称作“花塘官厅”的庞大建筑,总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大围墙内座北朝南一字排列三幢大房子,建筑占地近五千平方米。居中一幢为清咸丰进士、分发陕西知县的朱之杰所建,人称“进士第”,后称“老官厅”,因年久失修已在1983年拆除;右边一幢为光绪进士、官至湖南巡抚的朱之杰之长子朱益浚所建,人称“翰林第”,又称“新官厅”;左边一幢为光绪进士、曾为光绪皇帝讲学、后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的朱之杰之次子朱益藩所建,亦称“新官厅”。建筑虽已残败萧条,风光不再,但是当年的恢宏气派尚在,堂皇风貌犹存,让人对被誉称为“碧云文章”的三代进士的官宦大户产生探秘的兴趣。
    朱益藩(1861—1937),字艾卿,号定园。据其子的回忆文章云:“先父六岁时,我祖父去世,家道清贫”,“先父自幼聪明过人,四岁即能执笔作大字”,“先父读书,过目成诵,弱冠补优廪生”。光绪十一年(1885),考取拔贡。次年签发广东试用知县,因听从时任广东布政使的张之洞的开导,毅然辞官回籍,勤奋攻读,并授徒自给。光绪十五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十余年,奉事于翰林院、詹事府之间,任翰林院侍读、侍讲,詹事府詹事,司经局洗马,日讲起居注官,曾受命在南书房行走,兼任经筵讲官,常为光绪皇帝在御书房讲授历史、诗文、书画。历任顺天乡试考官、湖北乡试副考官、陕西提学使、山东提学使、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监督,还两次担任选拔赴日本、欧洲留学生监考官。宣统二年(1910),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朱益藩位居要职,勤政廉明,守正不阿。多次主持考政,时称“红翰林”,虽是肥差却洁身自好。他督导属吏认真执行考场规则,一丝不苟;为防止作弊,他严格检查考场制度,虽分段设有监考官员,仍深夜亲临查号;考试以后,他注意详细检查各房弃卷,看有无漏荐遗才。他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期间,有两个权势显赫的大官,因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弃官逃匿,后又行贿京官。御史台拟议联名参劾,后领衔者畏怕权势,犹豫不决。朱益藩大义凛然,挺身而出,独上奏章,当面对质,慷慨陈词,致使贪官受到处置,朝野皆称颂。
    朱益藩身为官吏,心怀黎民,具有民本思想,尽力为民办事解忧。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悉知江西遭受特大水灾,朱益藩四方奔走,联络江西籍京官,向朝廷上书《请赈济江西水灾奏折》,恳切吁请“迅速设法赈济,以拯灾黎”;为广招商贩运粮入赣,使灾民尽快得到粮食,建议“凡在江西境内贩运米粮,无论上下游,全免厘金一年”。朝廷采取举措,使之灾情得以缓解。民国十年(1921),江西又发生水灾,灾情严重。此时朱益藩只是在宫内担任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无权无势,但他积极联络在京同乡,向各方呼吁募捐救灾,并倡议举办江西省赈济水灾书画展览。他从宫中借出所藏晋唐以来历代稀世珍品的书画名作百余件,又吁请京、津、沪收藏家借出名贵书画真迹数百件,在江西会馆内售票展出。精华荟萃,蔚为大观,观者踊跃,损赠甚众,收入全部用于江西赈灾。
    宣统三年(1911)秋,朱益藩闻讯母亲病危,率眷回籍。次年春,料理母丧事宜后,见清朝已亡,民国肇始,即在家乡建房以此终老,不复作出山之想。袁世凯窃取国家大权后,网络人才,派人来劝朱益藩从政,许以江西财政厅长之职,遭到拒绝。民国四年(1915),北京数次来电,催朱益藩进京任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他念旧主之情北上,开始帝师的岁月。朱益藩与溥仪感情融洽,尽心教授。同时任溥仪英文老师的英国人庄士敦,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书中写道:“朱益藩在北京的社会中很有人缘”,“我很敬重这位老先生,他为人诚挚坦白,古道热肠,尽力维护中国的旧道德和传统文化”,“朱益藩对于中国的医学很有兴趣,他会切脉开方”,“宫里虽然也有不少御医,但朱益藩却身兼师傅和御医之职,他的皇上偶有微恙,宫里头总是首先召朱师傅入宫看御脉。”1917年6月,张勋登门游说朱益藩参与复辟清室,并出任辅政大臣,朱益藩深明大义,拒不同意,认为复辟将有罪于民族。结果,张勋复辟丑剧以失败告终。
    1924年11月,溥仪离开皇宫,后转至天津。朱益藩留驻北京,担任清室留京办事处事务。1931年,日本企图侵占东北,发动“9·18”事件。朱益藩前往天津,向溥仪陈述主拒不主迎之见解,态度非常坚决。同年11月,朱益藩惊闻溥仪与日本密谋成立“满洲政权”,赶赴天津力阻,劝导溥仪不要同意建立所谓满洲国政权,寄居他人篱下讨生活,甘当傀儡,劝他审时度势,认清大势之所趋”。认为“依仗日本之势力果可靠乎?出此下策,不过徒令一些别有用心者,得以窥测我们意图,用来作为勾结日方之资本,以遂其侵吞中华之野心,使国家民族蒙受莫大损害,此事万万不可为,伏祈慎重考虑之。”朱益藩的诤诤直言,虽然未能扭转逆势,但却体现了他的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凛然气节,也展望出他的人格魅力和睿智卓识。这在清末众多的遗老旧臣中,确属难能可贵。尔后,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前往长春成立伪满洲国,曾两次电召朱益藩襄助,他以托词搪塞,坚定不赴。溥仪登上“满洲帝国皇帝”的傀儡位子后,一批王公旧臣纷纷前往朝拜,捞个一官半职,朱益藩不为所动,冷淡观之。1935年4月,溥仪首次赴日本访问,朱益藩悲痛不已,斥之为奇耻大辱。
    朱益藩自1924年以后,在北京深居简出,教子读书,研究书法。由于溥仪出宫,中断了经济收入,便在琉璃厂各南纸店挂笔单卖字,以润笔费维持家庭生活。他素以书法名世,晚年深得王羲之、米芾之精髓,笔墨趋于炉火纯青,可谓渴润相间,雄秀得宜,具有相当高的造诣。朱益藩博览群书,长于诗文,著有《南斋纪略》、《宸垣纪要》两种笔记,以及一批杂稿,可惜未能付印出版,在“文萃”中均被焚毁,失去了一笔宝贵的历史掌正文资料。
    纵观朱益藩的一生,既效忠清王朝,具有保守思想的一面,又拒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具有民族大义的另一面。在他逝世后,有友人撰挽朱益藩联:“一片孤忠,唯不克止怀玉入秦,是其遗憾;千秋功论,虽未能抱徐庶归汉,另有苦衷。”令人寻味,令人思之。      

在列宁学校旧址新近发现的标语“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实现共产社会”。

列宁学校旧址破败不堪,亟待维修。

花塘官厅全貌。

  莲花县花塘乡花塘村有座占地十余亩的百年老宅,当地人称“官厅”。

  “官厅”之所以有名,一是因为这座老宅的主人——晚清重臣朱益藩兄弟,作为光绪和未代皇帝溥仪的帝师,朱益藩曾因其反对张勋复辟、反对成立伪满州国而被后人所尊敬;同时,老宅也因其是湘东南特委和湘东南苏维埃政府驻地以及列宁高级小学所在地,抹上了浓浓的革命色彩。

  如今,走进花塘村,还有很多人可以清晰地讲述列宁高级小学的历史。1931年初,湘赣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经过紧张筹备,列宁高级小学成立。当时,学校有学生300余人,开设有国语、算术、常识、自然、历史等9门课程。学生毕业后,都分配到县、区一级机关、学校、医院和部队工作,为党和红军培养、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因年久失修,昔日的红军学校很多已破败不堪。记者真诚地希望,这座记录着中国革命历史的老宅,能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后人对革命先辈们永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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